二十五第一次见面就是相亲
必须承认的是,与案例和病人相比,心理治疗的过程既冗长,又枯燥。所以,我就无法将整个咨询过程和盘托出,那样会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;然而,我也不愿意将关键的治疗步骤一笔带过,以剥夺本书最起码的知识性和启发性;娱乐精神固然可贵,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,可如果只是娱乐,特别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的娱乐,那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基数;退而求其次,我决定挑重点,跳跃式地来描述与杨洁的面谈内容。
不过不管如何跳跃,与她的第一次见面,仍然值得大书特书。
第一次接触病人,总是被我称为“相亲”
相亲的时候,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,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——可不外乎总是这些,你的生平,你的家庭,你的物质条件,你的工作环境,你的兴趣爱好——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,那么,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,也还是挺吸引人的。
如果双方看对了眼,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,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;即便没看上,大不了一拍两散,用不了太久,只要机会合适,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。
心理治疗则不同,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,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,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。不错,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,可是一次之后,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,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。
中国的病人,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。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,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,病人仍会忐忑不安。我有没有病?这病到底是什么?能不能够被治愈?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,甚至是医生的嘲笑?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,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。
因此,对第一次咨询,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。
为了见杨洁,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。这包括,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;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,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;洗掉眼屎刮好胡子,然后揣好备用量表。
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,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;另外,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,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,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*觉。在中国,性,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。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,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,这不是安全的做法。
第一次面谈,安排在杨颖的家,离婚后,杨洁就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。因为这是她出院之后的第三天,身体状况和精神水平都不一定得到了全面恢复。为了让她畅所欲言,我登门拜访,而杨颖也找个借口出门回避。
她们的家很远,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。下车的时候,正好接到杨颖的来电:“您快到了吧,”她说“我妹妹今天的状况还可以,不过她对是不是应该和您见面,又有些犹豫了。”
我请她安心,随后按着门牌号,找到了六楼。
门铃响过了两三声,杨洁马上开了门,她都没问问门外是谁。
这并非我初次见到杨洁,可上一次是在危机状况之下,我被大量的血液弄得晕头转向,又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包扎,所以并没看清她的样貌。
这一次面对面,还是不由得因她的美貌而心头一动。杨洁的美,是那种纯天然不经修饰的美感:高耸的鼻梁,深深的眼眶,特别清晰的双眼皮,薄厚适中的嘴唇——我发现这些修辞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她的美该如何形容?我不知道。虽然她脸色还挺差,因为内分泌失调,还起了包,头发是我不太喜欢的棕黄色——可我还是得公平地说,杨洁是个美人儿。
她看到我,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。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太美或是太丑,而是我太年轻了。
“艾医生?”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声音没有长相好,不过语气也不招人讨厌。
“嗯,杨小姐,我来看望您啦。”我知道自己的毛病,时而冷酷无情,时而太过强势,所以就带着点小孩子的口吻,把自己弄得弱一点。
“哎呀,快请进。”她把我让进屋里。
“换鞋吗?”
“不用不用,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就成,您瞧我才起来不久,屋子也没有收拾。”
我举目四望,看不出这屋子需要收拾。李咏霖的家就够空的了,这里还要加个更字。不大的客厅里,右手是一排沙发,对面是电视,左手有个茶几,上面放着笔记本电脑。正对着我的是阳台,上面挂着些女式内衣。我赶紧转移视线,往左看,走廊里应该还有两间卧室和洗手间、厨房,格局与李家大同小异。
我应和着客气了两句,坐在沙发上。
“我早就听小星星提过您啦,几个月前就想找您,可是听说您很忙。”她微笑着刚要坐下,忽然拍了拍脑袋“哎呀,您瞧我这记性,也不知道给您弄点喝的,你喝什么呀,路上够远的,您渴了吧?”
这显然是演练过的开场,不过没关系,为了见她,我又何尝不是在肚子里打好了腹稿?
“不用啦,”我叫住她“我带水啦。”说着,就拉开提包,掏出一瓶可乐,又掏出一瓶果汁。
“女孩子大多不愿意喝可乐吧?所以我喝这个,你来果汁。”
她噢了一声,感到有些奇怪,嘴上说着谢谢,没伸手去接果汁。
我便将瓶子掉过头来,朝下甩了甩:“你瞧,没有漏水吧,仔细看看,上面也没有针孔呀。所以,跟超市买到的一样,你可以放心喝。”
“哎哟,”她愣了一下,反应过来,裂开嘴很开心地笑起来,她的嘴巴不大不小,生得恰到好处,只是由于缺血,微微有些泛青“看您说的,我当然知道您不会在里面填东西啦。”
“难得你这么信任我,呵呵,以前倒是有病人给我下过药。”
“是吗?”她马上来了精神,这和之前见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截然不同的“还有这样的病人?他想干吗?”
“谁知道呢,也有病人偷过我的钱,不过这都是过去事啦,不提也罢。”
往事的确不堪回首,唉
杨洁被吊起了胃口,见我不说,略感失望,可马上又笑起来:“艾医生,您来之前,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,您来了,我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啦。”
“没事,不用客气,你就管我叫小艾吧,反正我也比你小,”我点点头,让自己靠得舒服一些,侧倚在沙发上,我提示她:“想说什么都行,要不然,就从前几天的这事开始吧?我都听说了,很担心你。”
前几天的事儿,指的是自杀,我俩心知肚明。
一个常见的误区是,自杀未遂之后,家属往往不知道或不敢和自杀者谈论此事。实际上,我这样做的好处有二:一是了解自杀者的想法及实施的动力;另一方面,让自杀者回首自杀时的不理智行为,也可以有效抑制下一次自杀的形成。
永远要记住“救命重于救心!”心理咨询的手段千差万别,可一遇见自杀,立刻大同小异。无论自杀前后,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自杀危机;否则一个人的品质、性格、心理再好再健康,一旦死了,全是瞎掰。
我的开门见山并没有引起杨洁的疑惑,她没准儿早就猜到,今天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。
“我,”她说“现在说后悔,也不合适,对吧?当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。我很害怕,手里一直捏着那个玻璃片。我喝了点酒,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啤酒,真的。我把酒瓶子摔碎了,我,我就捏着那个玻璃片”她一边说,忽然把头低下去,双手捂住脸。
我完全没指望她一开始就会说这么多,看到她的痛苦,我在她肩头轻拍两下:“没关系,慢慢说。如果你觉得难过,我们也可以停一停。”
“对不起,”她把脸缩在自己的掌心里,哭了“对不起,我太没用了。”
感情积压久了,就会如此;如同你在高压水管子上戳了个眼儿。
哭了一阵,她感觉好点了,就抬起头,我递给她一张纸巾。
“谢谢,”她一边擦一边说“让您笑话了,我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?”
“不,我常见人哭。”
“呃,我是说自杀这事。”
“五成以上的人,承认过他们曾想自杀。剩下的五成,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好意思。”
“您呢?您也想过吗?”
“是啊,初高中时候,我想过好多次,”这倒是实话实说,学业压力下,估计现在孩子也会想“不过我没那个勇气。”我笑了笑“这一点,我不如你,当然,如果把你的勇气换个地方,就好了。”
这两句话,要么不说,要么就放在一起说。自杀未遂者面对的常常是指责,指责无处不在,家属的一个眼神,亲友的某种表情,就连担心本身,也带有指责的意味。所以,我选择鼓励她。当然,鼓励她自杀的勇气,那可不行,所以后半句提醒她,她勇气可嘉,只是用的地方不好。
“唉,现在活着真没什么意义。一个人活着,必须有一些目标,您说呢?我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了,早上一睁开眼什么都不想干,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不是他们来得太巧了,我肯定死了。”
救了人却被排除在外,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儿不是滋味。
“纵向割腕能获救,真是个奇迹。”
“您去过医院啦?”她果然很敏感。
“没有,我听小星星说的。你在医院的那段时间,我猜你大概不想见我,所以没去打扰。”
“您说得对,我那副德行,实在没脸见人。在医院里,他们都来看我,其实我更难过了。”
“难过到想死吗?”
“有一点。”
“不过你没去做。”
“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,也不想给医院添麻烦。”
“嗯,假如那天夜里,你自杀成功了,会怎样?”
“啊?”她被这个问题弄晕了“你指的是什么?”
“死后的事情,你有信仰吗?”
“没有,”她瞧瞧我“就算有,自杀死的,也不能升天堂,对吗?”
“的确,那么,你想过死后,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吗?”
“他们会难过。”
“谁?”
“我的女儿,如果她能明白我死了的话。然后是李咏霖,没有我,他一个人照顾女儿会更艰辛。小星星和我这么多年了,她也会很难过。”
她忽然说:“我的女儿有病,而且病得不轻。”
杨洁当然不知道我曾经见过她那个有普拉德•威利症的女儿,为什么她会如此坦诚?
“有病?”我假装不知。
“是的,生下来就有,她特别胖,还特别能吃。医生说,这是一种基因病,治不好。”
“你是因为女儿这样,才丧失生活目标的吗?”
“不!”她很认真地反驳“这么说,您可能不相信。不过,我是真的爱我女儿,我不拿她当个病人。只是,只是也许在她心里,我这个当母亲的,只不过是用来看着她,别让她吃东西的人。”
哦,也许这就是实际情况,可我不能这么说:“哦,我为你感到难过,在你住院期间,她也没去看你吧?”
这是个小小的圈套,我从老威那里得知,女儿去看过她好几次。
“不,她来了,虽然她不太明白,可是她很着急,很难过。”
“那么,你就不是一个只知道看着食物的坏妈妈。”
她小声笑了:“你说得对,大概我没自己想得那么糟。”
“你会为她活下去吗?”我悄悄提醒她。
“不知道,我看不到明天。李咏霖已经不来看我了,我知道他对我烦透了,只是现在看我快死了,不好意思说出口。”
我想起李咏霖对我的嘱托,千万不能透露他出资的事情。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,还是把实情说出来,好让杨洁看到希望?
这是个两难的选择,我陷入了沉默
不过不管如何跳跃,与她的第一次见面,仍然值得大书特书。
第一次接触病人,总是被我称为“相亲”
相亲的时候,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,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——可不外乎总是这些,你的生平,你的家庭,你的物质条件,你的工作环境,你的兴趣爱好——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,那么,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,也还是挺吸引人的。
如果双方看对了眼,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,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;即便没看上,大不了一拍两散,用不了太久,只要机会合适,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。
心理治疗则不同,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,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,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。不错,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,可是一次之后,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,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。
中国的病人,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。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,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,病人仍会忐忑不安。我有没有病?这病到底是什么?能不能够被治愈?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,甚至是医生的嘲笑?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,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。
因此,对第一次咨询,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。
为了见杨洁,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。这包括,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;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,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;洗掉眼屎刮好胡子,然后揣好备用量表。
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,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;另外,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,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,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*觉。在中国,性,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。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,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,这不是安全的做法。
第一次面谈,安排在杨颖的家,离婚后,杨洁就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。因为这是她出院之后的第三天,身体状况和精神水平都不一定得到了全面恢复。为了让她畅所欲言,我登门拜访,而杨颖也找个借口出门回避。
她们的家很远,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。下车的时候,正好接到杨颖的来电:“您快到了吧,”她说“我妹妹今天的状况还可以,不过她对是不是应该和您见面,又有些犹豫了。”
我请她安心,随后按着门牌号,找到了六楼。
门铃响过了两三声,杨洁马上开了门,她都没问问门外是谁。
这并非我初次见到杨洁,可上一次是在危机状况之下,我被大量的血液弄得晕头转向,又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包扎,所以并没看清她的样貌。
这一次面对面,还是不由得因她的美貌而心头一动。杨洁的美,是那种纯天然不经修饰的美感:高耸的鼻梁,深深的眼眶,特别清晰的双眼皮,薄厚适中的嘴唇——我发现这些修辞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她的美该如何形容?我不知道。虽然她脸色还挺差,因为内分泌失调,还起了包,头发是我不太喜欢的棕黄色——可我还是得公平地说,杨洁是个美人儿。
她看到我,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。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太美或是太丑,而是我太年轻了。
“艾医生?”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声音没有长相好,不过语气也不招人讨厌。
“嗯,杨小姐,我来看望您啦。”我知道自己的毛病,时而冷酷无情,时而太过强势,所以就带着点小孩子的口吻,把自己弄得弱一点。
“哎呀,快请进。”她把我让进屋里。
“换鞋吗?”
“不用不用,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就成,您瞧我才起来不久,屋子也没有收拾。”
我举目四望,看不出这屋子需要收拾。李咏霖的家就够空的了,这里还要加个更字。不大的客厅里,右手是一排沙发,对面是电视,左手有个茶几,上面放着笔记本电脑。正对着我的是阳台,上面挂着些女式内衣。我赶紧转移视线,往左看,走廊里应该还有两间卧室和洗手间、厨房,格局与李家大同小异。
我应和着客气了两句,坐在沙发上。
“我早就听小星星提过您啦,几个月前就想找您,可是听说您很忙。”她微笑着刚要坐下,忽然拍了拍脑袋“哎呀,您瞧我这记性,也不知道给您弄点喝的,你喝什么呀,路上够远的,您渴了吧?”
这显然是演练过的开场,不过没关系,为了见她,我又何尝不是在肚子里打好了腹稿?
“不用啦,”我叫住她“我带水啦。”说着,就拉开提包,掏出一瓶可乐,又掏出一瓶果汁。
“女孩子大多不愿意喝可乐吧?所以我喝这个,你来果汁。”
她噢了一声,感到有些奇怪,嘴上说着谢谢,没伸手去接果汁。
我便将瓶子掉过头来,朝下甩了甩:“你瞧,没有漏水吧,仔细看看,上面也没有针孔呀。所以,跟超市买到的一样,你可以放心喝。”
“哎哟,”她愣了一下,反应过来,裂开嘴很开心地笑起来,她的嘴巴不大不小,生得恰到好处,只是由于缺血,微微有些泛青“看您说的,我当然知道您不会在里面填东西啦。”
“难得你这么信任我,呵呵,以前倒是有病人给我下过药。”
“是吗?”她马上来了精神,这和之前见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截然不同的“还有这样的病人?他想干吗?”
“谁知道呢,也有病人偷过我的钱,不过这都是过去事啦,不提也罢。”
往事的确不堪回首,唉
杨洁被吊起了胃口,见我不说,略感失望,可马上又笑起来:“艾医生,您来之前,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,您来了,我这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啦。”
“没事,不用客气,你就管我叫小艾吧,反正我也比你小,”我点点头,让自己靠得舒服一些,侧倚在沙发上,我提示她:“想说什么都行,要不然,就从前几天的这事开始吧?我都听说了,很担心你。”
前几天的事儿,指的是自杀,我俩心知肚明。
一个常见的误区是,自杀未遂之后,家属往往不知道或不敢和自杀者谈论此事。实际上,我这样做的好处有二:一是了解自杀者的想法及实施的动力;另一方面,让自杀者回首自杀时的不理智行为,也可以有效抑制下一次自杀的形成。
永远要记住“救命重于救心!”心理咨询的手段千差万别,可一遇见自杀,立刻大同小异。无论自杀前后,首要的问题是解决自杀危机;否则一个人的品质、性格、心理再好再健康,一旦死了,全是瞎掰。
我的开门见山并没有引起杨洁的疑惑,她没准儿早就猜到,今天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。
“我,”她说“现在说后悔,也不合适,对吧?当时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。我很害怕,手里一直捏着那个玻璃片。我喝了点酒,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啤酒,真的。我把酒瓶子摔碎了,我,我就捏着那个玻璃片”她一边说,忽然把头低下去,双手捂住脸。
我完全没指望她一开始就会说这么多,看到她的痛苦,我在她肩头轻拍两下:“没关系,慢慢说。如果你觉得难过,我们也可以停一停。”
“对不起,”她把脸缩在自己的掌心里,哭了“对不起,我太没用了。”
感情积压久了,就会如此;如同你在高压水管子上戳了个眼儿。
哭了一阵,她感觉好点了,就抬起头,我递给她一张纸巾。
“谢谢,”她一边擦一边说“让您笑话了,我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?”
“不,我常见人哭。”
“呃,我是说自杀这事。”
“五成以上的人,承认过他们曾想自杀。剩下的五成,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好意思。”
“您呢?您也想过吗?”
“是啊,初高中时候,我想过好多次,”这倒是实话实说,学业压力下,估计现在孩子也会想“不过我没那个勇气。”我笑了笑“这一点,我不如你,当然,如果把你的勇气换个地方,就好了。”
这两句话,要么不说,要么就放在一起说。自杀未遂者面对的常常是指责,指责无处不在,家属的一个眼神,亲友的某种表情,就连担心本身,也带有指责的意味。所以,我选择鼓励她。当然,鼓励她自杀的勇气,那可不行,所以后半句提醒她,她勇气可嘉,只是用的地方不好。
“唉,现在活着真没什么意义。一个人活着,必须有一些目标,您说呢?我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了,早上一睁开眼什么都不想干,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不是他们来得太巧了,我肯定死了。”
救了人却被排除在外,我心里多少也有点儿不是滋味。
“纵向割腕能获救,真是个奇迹。”
“您去过医院啦?”她果然很敏感。
“没有,我听小星星说的。你在医院的那段时间,我猜你大概不想见我,所以没去打扰。”
“您说得对,我那副德行,实在没脸见人。在医院里,他们都来看我,其实我更难过了。”
“难过到想死吗?”
“有一点。”
“不过你没去做。”
“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,也不想给医院添麻烦。”
“嗯,假如那天夜里,你自杀成功了,会怎样?”
“啊?”她被这个问题弄晕了“你指的是什么?”
“死后的事情,你有信仰吗?”
“没有,”她瞧瞧我“就算有,自杀死的,也不能升天堂,对吗?”
“的确,那么,你想过死后,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吗?”
“他们会难过。”
“谁?”
“我的女儿,如果她能明白我死了的话。然后是李咏霖,没有我,他一个人照顾女儿会更艰辛。小星星和我这么多年了,她也会很难过。”
她忽然说:“我的女儿有病,而且病得不轻。”
杨洁当然不知道我曾经见过她那个有普拉德•威利症的女儿,为什么她会如此坦诚?
“有病?”我假装不知。
“是的,生下来就有,她特别胖,还特别能吃。医生说,这是一种基因病,治不好。”
“你是因为女儿这样,才丧失生活目标的吗?”
“不!”她很认真地反驳“这么说,您可能不相信。不过,我是真的爱我女儿,我不拿她当个病人。只是,只是也许在她心里,我这个当母亲的,只不过是用来看着她,别让她吃东西的人。”
哦,也许这就是实际情况,可我不能这么说:“哦,我为你感到难过,在你住院期间,她也没去看你吧?”
这是个小小的圈套,我从老威那里得知,女儿去看过她好几次。
“不,她来了,虽然她不太明白,可是她很着急,很难过。”
“那么,你就不是一个只知道看着食物的坏妈妈。”
她小声笑了:“你说得对,大概我没自己想得那么糟。”
“你会为她活下去吗?”我悄悄提醒她。
“不知道,我看不到明天。李咏霖已经不来看我了,我知道他对我烦透了,只是现在看我快死了,不好意思说出口。”
我想起李咏霖对我的嘱托,千万不能透露他出资的事情。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,还是把实情说出来,好让杨洁看到希望?
这是个两难的选择,我陷入了沉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