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章 偏义还是对义
语言学中曾有“复词偏义”一说，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，但只用其中一个字的意义。如常听人说：“万一有个好歹，我可负不起责任。”这里的“好歹”是指歹，不涉好。“恐有旦夕之祸福。”这里的“祸福”，是指祸，不涉福。
《红楼梦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。”“褒贬”二字在这里是被人责难的意思，有贬无褒。《红楼梦》名气很大，以至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下这一词条：褒贬，释为贬抑之义。
顾炎武先生指出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“多人不能无生得失”，得失，偏重在失。《史记·仓公传》“缓急无可使者”，缓急，偏重在急。《后汉书·何进传》中“先帝尝与太后不快，几至成败”，成败，偏重在败。等等。顾先生的《日知录》搜列这一类例证，后来被很多学人都引用过。
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，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，不合逻辑，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，大家沿用已久，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，不必太吹毛求疵。梁先生遗憾之余宽怀大度，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，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恨恼不已，誓欲除之而后快。
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，温和可亲；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，严正可敬。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“从一省文”的修辞结果，如《系辞》中“润之以风雨”，其中省了该与“风”搭配的“散”字；《玉藻》中“不得造车马”，其中省了该与“马”搭配的“畜”字。此种法式，古已有之，天经地义，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。
不过，无论以“约定俗成”通融，还是以“从一省文”辩护，其实都是持守同一立场，奉行同一法度，即形式逻辑之法。这都让我有些不满。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，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，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，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。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，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。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，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，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逻辑陈规。
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祸者福所倚，福者祸所伏，福祸同门，好事与坏事总是相辅相成，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。笔者在乡下时，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。某家孩子聪明伶俐，见者可能惊惧：“这以后不会坐牢么？”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，见者可能忧虑：“哎呀呀人只能死了。”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，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，只是喜中有忧，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，导致犯罪；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，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。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。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：“真伤感。”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，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，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。
语义源于人生经验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。从这一点看，《系辞》称“吉凶与民同患”，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，不算怎么费解。《正义》言：“吉亦民之所患也，既得其吉，又患其失，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。”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。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“吉凶与民同患”的强词，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。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，如此固守某种语言定法，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。
从一省文，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。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。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，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，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，无益于语言的生命。“不要落得人家褒贬”，也许（仅仅是也许）在《红楼梦》中只用偏义，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。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，也可以被捧杀，对褒贬皆警惕以待。一个“杀”字统摄褒贬，没法用“从一”之规强迫鲁迅先生“省”去褒贬的任何一方。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；这种语言的表达，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。很明显，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，削足适履地让生活迁就法理，不是明智的选择。相反，正确阐释和运用“惧人褒贬”的对义，更益人神智，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。
复词可以对义，单词也可以对义。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度。他指出汉字中某些一字多义同时合用的现象，如“乱”兼训“治”，“废”兼训“置”等等，皆为“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”。在这里，钱先生终于不像一个刻板的护法律师了，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。
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，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，举“奥伏赫变”一词为例，分训“灭绝”与“保存”两义。后来歌德、席勒等人用这个词，或是用来强调事物的变易和转换，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，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，用得妥帖，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。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，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，妄自尊大，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，叹中德遥隔，“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”，“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”。如《墨子·经》中就说过：“已：成，亡。”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。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，同寓于“已”。若指做衣，“已”便是成；若指治病，“已”便是亡。
其实无论成亡，都是一件事情过程的终结，本可齐观。任务完成之时，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。目标达成之地，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。《红楼梦》中有“好了歌”，宣示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，盛与衰邻，成以亡随，这几乎是对“已”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。如果再加诘究，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，多是动词，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描述。过程就是过程，故合以一词；目的殊别，故分以对义。以一词纳对义，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、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，深义在焉。现代汉语中常用的“干”字，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。若用于“干事业”，义为成就；若用于“干掉那人”，义为消灭，凡此等等。洞明之人还明白：干掉了某人，也可能“成就”了某人的名节；干成了一番事业，也可能便“消灭”了对这项事业的迷恋以及追求快感。“成就”与“消灭”互为表里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转化，呈示否极泰来的前景。一些对义性的动词，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日渐为人们所习惯？
语言总是有成因的。我愿把这种多义和对义现象，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，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。
复词也好，单词也好，无论笔者的理解有无附会，它们的对义现象所散发的辩证法意味，不能不引人流连驻足。眼下，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文化遗存，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，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之下，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。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彼，越来越精确和清晰，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，看似浪子的天才，看似胡搅的创造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，这类似乎“不合逻辑”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文字的丰富生态已变成一批批标准化货品，规规矩矩，乖头乖脑，足敷实用，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光。
借钱钟书先生一言：“为承学之士惜之。”
1992年10月
*原题《即此即彼》，最初发表于1992年《海南师院学报》，后收入随笔集《海念》。
《红楼梦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。”“褒贬”二字在这里是被人责难的意思，有贬无褒。《红楼梦》名气很大，以至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下这一词条：褒贬，释为贬抑之义。
顾炎武先生指出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“多人不能无生得失”，得失，偏重在失。《史记·仓公传》“缓急无可使者”，缓急，偏重在急。《后汉书·何进传》中“先帝尝与太后不快，几至成败”，成败，偏重在败。等等。顾先生的《日知录》搜列这一类例证，后来被很多学人都引用过。
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，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，不合逻辑，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，大家沿用已久，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，不必太吹毛求疵。梁先生遗憾之余宽怀大度，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，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恨恼不已，誓欲除之而后快。
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，温和可亲；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，严正可敬。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“从一省文”的修辞结果，如《系辞》中“润之以风雨”，其中省了该与“风”搭配的“散”字；《玉藻》中“不得造车马”，其中省了该与“马”搭配的“畜”字。此种法式，古已有之，天经地义，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。
不过，无论以“约定俗成”通融，还是以“从一省文”辩护，其实都是持守同一立场，奉行同一法度，即形式逻辑之法。这都让我有些不满。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，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，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，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。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，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。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，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，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逻辑陈规。
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祸者福所倚，福者祸所伏，福祸同门，好事与坏事总是相辅相成，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。笔者在乡下时，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。某家孩子聪明伶俐，见者可能惊惧：“这以后不会坐牢么？”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，见者可能忧虑：“哎呀呀人只能死了。”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，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，只是喜中有忧，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，导致犯罪；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，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。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。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：“真伤感。”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，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，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。
语义源于人生经验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。从这一点看，《系辞》称“吉凶与民同患”，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，不算怎么费解。《正义》言：“吉亦民之所患也，既得其吉，又患其失，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。”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。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“吉凶与民同患”的强词，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。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，如此固守某种语言定法，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。
从一省文，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。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。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，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，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，无益于语言的生命。“不要落得人家褒贬”，也许（仅仅是也许）在《红楼梦》中只用偏义，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。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，也可以被捧杀，对褒贬皆警惕以待。一个“杀”字统摄褒贬，没法用“从一”之规强迫鲁迅先生“省”去褒贬的任何一方。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；这种语言的表达，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。很明显，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，削足适履地让生活迁就法理，不是明智的选择。相反，正确阐释和运用“惧人褒贬”的对义，更益人神智，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。
复词可以对义，单词也可以对义。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度。他指出汉字中某些一字多义同时合用的现象，如“乱”兼训“治”，“废”兼训“置”等等，皆为“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”。在这里，钱先生终于不像一个刻板的护法律师了，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。
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，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，举“奥伏赫变”一词为例，分训“灭绝”与“保存”两义。后来歌德、席勒等人用这个词，或是用来强调事物的变易和转换，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，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，用得妥帖，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。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，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，妄自尊大，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，叹中德遥隔，“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”，“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”。如《墨子·经》中就说过：“已：成，亡。”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。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，同寓于“已”。若指做衣，“已”便是成；若指治病，“已”便是亡。
其实无论成亡，都是一件事情过程的终结，本可齐观。任务完成之时，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。目标达成之地，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。《红楼梦》中有“好了歌”，宣示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，盛与衰邻，成以亡随，这几乎是对“已”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。如果再加诘究，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，多是动词，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描述。过程就是过程，故合以一词；目的殊别，故分以对义。以一词纳对义，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、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，深义在焉。现代汉语中常用的“干”字，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。若用于“干事业”，义为成就；若用于“干掉那人”，义为消灭，凡此等等。洞明之人还明白：干掉了某人，也可能“成就”了某人的名节；干成了一番事业，也可能便“消灭”了对这项事业的迷恋以及追求快感。“成就”与“消灭”互为表里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转化，呈示否极泰来的前景。一些对义性的动词，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日渐为人们所习惯？
语言总是有成因的。我愿把这种多义和对义现象，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，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。
复词也好，单词也好，无论笔者的理解有无附会，它们的对义现象所散发的辩证法意味，不能不引人流连驻足。眼下，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文化遗存，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，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之下，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。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彼，越来越精确和清晰，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，看似浪子的天才，看似胡搅的创造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，这类似乎“不合逻辑”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文字的丰富生态已变成一批批标准化货品，规规矩矩，乖头乖脑，足敷实用，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光。
借钱钟书先生一言：“为承学之士惜之。”
1992年10月
*原题《即此即彼》，最初发表于1992年《海南师院学报》，后收入随笔集《海念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