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，因为写了一篇《文学的“根”》，我被“商榷”多次了。没料到有这些反响和效果。当时用了“根”这个词，觉得不大合适，同几位朋友商量过，一时又没找到更合适的词。“寻根”，很容易同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“寻根”混同起来。现在其实是各说各的，七嘴八舌，谁也听不清谁。就我自己的理解，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。
  当代中国作家中，中年层受苏俄文学影响较重，像张贤亮，明确提出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。蒋子龙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，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。至于青年一层，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，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强劲发展，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。现在二十几岁的，都写得几首朦胧诗，甚至能够以假乱真。对屠格涅夫、契诃夫什么，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。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，意义重大的，可以说，没有这些影响，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。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，光有模仿和横移，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。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。吃牛肉和猪肉，不是为了变成牛和猪，还是要成为人。
  现在西方关心东方的文化，其中不乏猎奇者，仍然站在“西方中心论”的立场。我指的是另一种，是科学界、哲学界、艺术界的有识之士。他们研究微观，比方研究“夸克”、“量子”，发现了有与无的动态关系，有相通的一面，于是惊叹庄禅学说中有无互渗互变的观念。笛卡尔、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八卦太极，也早就十分推崇。经济学界也有同样的动向，世界对日本及亚洲“四小霸”的经济起飞刮目相看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，认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，以调节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，有很大的潜力和前景，不同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管理。
  各个领域，都展现出东方文化重新活跃的势头，但我们自己倒不太注意。像湘西的蜡染布，在美国的某些高级沙龙里很时髦，湘西的锦袋，北京上海的姑娘背得很起劲，但湘西人自己不怎么喜欢。我们一去，那里的青年吹木叶，不吹苗歌，吹港台流行曲。
  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，不然的话，东方怎么老是挨打？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、地方主义。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，在重造中寻找优势。这种优势，现在想说清为时过早。但可以描述出几个模糊的坐标。比方说，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。东方的思维传统是综合，是整体把握，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，庄子的文章就是对世界直觉的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。这不同于西方式的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。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，西药以化学分析为基础，中医中药则把人体看成整体，讲究综合调理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这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。还有思维的相对方法，以前叫做东方朴素的辩证法。所谓因是因非，有无齐观，物我一体，这些在庄禅学说中特别明显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谈阴阳，也不是说谁优谁劣，绝对判定，而是因时因地进行具体辩证，从而发展成为一套阴阳相对的宇宙模型。这种思维如果离开科学基础，当然就成了玄说、鬼话。日本的中医不是这样，既从西方引进了化学分析，又发挥中医之长，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。
  至于审美方面，朱光潜、闻一多、李泽厚都说过很多，认为东方偏重于主观情致说。说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，其实就承认它是主观表现型的。又如中国书法，写什么字，什么内容是无关紧要的，而是讲究情致心态的流露，推崇创作主体的风骨和气韵。中国的现代小说，基本上是从西方舶来，很长一段与中国这个审美传统还有“隔”，重情节，轻意绪；重物象，轻心态；重客观题材多样化，轻主观风格多样化。
  当然，观念更新并不是一切，思维和审美的灵魂还是大德大智。现在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建时期。我们不光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这十几年，还要为更长远的目标，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、新心态、新精神、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，影响社会意识和社会潜意识，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贡献。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东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博大真诚与智慧应该是施及一切包纳一切的，当然也应投注于当前艰难卓绝的改革事业。对社会改造有直接功利的作品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和鼓励，现在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但文学应该多样化：可以让人写西医式的作品，也可以让人写中医式的作品。我写过西医式的，也在写中医式的。目的是一个，养身治病，不敢说治社会，首先治我自己。
  1986年4月
  *最初发表于1986年《文学月报》杂志，后收入随笔集《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》。